有一种增长叫“中国式增长”——读《中国式增长》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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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成长》，朱天柱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10月1日

有一种增长叫做“中国式增长”

——关于阅读中国式成长的思考

朱玉强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但2019年超过了1万美元。这意味着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45%左右，而同期全球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5%左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9.1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大致相当于2018年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居世界第三至第六位。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堪称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水果是有原因的。当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其自身的逻辑。有人曾经开玩笑说，谁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谁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学术界，经济学家确实非常重视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强劲增长。对此，一些学者从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增长模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烛天在《中国式增长》一书中，从文化层面提出了“中国式增长”的观点。

“中国增长”的秘密是什么？此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依赖于哪些特殊优势或能力？作者要求学生在中欧讨论这个问题。因此，mba和emba学生，以及国内外学生给出了非常相似的答案，即改革开放、全球化机遇、人口红利、中国人勤劳智慧等。对于这些答案，作者在书中逐一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些流行的答案并不能解答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因此，“中国式增长”的讨论似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然而，作者取得了重大突破，否定了许多学术观点，提出了“中国式成长”的直接和根本动因。

事实上，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中国式增长”思想的内涵并没有偏离国际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轨迹，但作者善于学习和运用这些理论，在索洛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注入中国特色的因素，振兴冷理论模型，演绎出富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增长”之路，值得称道。

理论上，索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于要素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内生增长模型是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改进和扩展的。索洛模型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后内生增长模型使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作者在书中总结的“中国式增长”的直接动因与上述模型理论非常相似:第一，经济增长源于物质资本(如机械、设备和建筑)的积累，即投资；第二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即教育和培训；第三，技术进步。

对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人们有很大的分歧。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应该将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驱动的增长模式，尤其是消费。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投资应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它们都停留在过去，甚至走极端。在那些主张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人看来，消费是生产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因此它可以刺激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并成为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消费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因为它促进了资本的流动。如果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后投资和再生产的资本，整个经济发展的链条就会断裂。作者认为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为一个国家的低消费率意味着高储蓄率，这意味着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资本积累越快，自然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增长越快，消费支出增长越快。作者甚至打趣道:如果消费本身就能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在过去20年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应该是希腊和像津巴布韦这样的低收入国家。

笔者认为，就投资而言，投资直接促进生产，因此投资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笔者坚持认为投资应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还对这一论点做了初步论证:中国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其自身的高储蓄率导致了高投资率。投资将影响一个国家的短期gdp增长率和长期经济增长。从论证的角度看，作者的论证可以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例如，从表面上看，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来看，投资率有上升的趋势。经济起飞后的美国和德国的投资率远远高于经济起飞前的英国，然后日本的投资率更高。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迅速，投资率也大幅上升，超过了中国90年代的水平。从投资的深层次效应来看，投资不仅促进了物质资本的积累，还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即刺激了作者所定义的“中国式增长”的三个直接驱动力。作者否定了“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认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消费。这意味着，与消费相比，投资应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也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一方面，作者本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高收入阶段，国内投资的需求和收入将下降，因此投资率必然下降。另一方面，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实上，投资和消费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因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协调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使两者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不要投资太多，珍惜资金，适度倾向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消费方面，要杜绝浪费，引导消费升级，扩大消费市场。总之，单纯地把消费或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模式是不可取的，也不是“中国式增长”的恰当含义。

人力资本的积累，即教育和培训，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学术界有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是相当普遍的。通过对统计数据的仔细研究，作者提炼出了这样一个共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人均受教育年限没有什么关系，但与该国基础教育的质量有很大关系。因此，教育质量比教育数量更重要。同时，中国的教育质量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所以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有优势。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教育提倡考试，而高等教育弱于创新。中国要想在经济增长上上一层楼，就必须下决心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教育改革，不能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从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实践来看，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作者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持乐观态度，因为中国在许多创新指标上名列前茅。例如，在世界上，中国的专利申请总量和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都是第一位的。基于此，作者乐观地判断，中国过去40年，特别是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技术创新驱动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技术进步是世界上最快的，所以中国的创新水平正在赶上最发达的国家。作者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尽管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出现了许多高科技成果，如高速铁路、大型飞机、航空母舰、载人航天等。在中国，仍然有许多空客房。例如，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很少，而核心技术如光刻机和精密机床仍然受制于人。因此，中国仍需静下心来创新，夯实基础，同时完善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勇敢地攀登科学高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作者认为中国式增长的直接原因: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实现三驾马车的根本因素是儒家文化。这是作者“中国式成长”思想的独特之处。笔者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普遍重视储蓄和教育。也许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特征，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了增长的奇迹。因此，笔者认为，重视储蓄和教育是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中国式增长”思想的独特文化内涵。作者还认为文化不能简单地复制。言下之意是，“中国式增长”是中国独有的，不可复制。

自2019年底以来，中国一直受到COVID-19肺炎疫情的困扰，其经济增长正面临阶段性考验。对此，笔者坚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一定能够战胜疫情，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加油，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这也是“中国式增长”的一部分！

来源：索菲亚回声报中文网